延安就是我的家

我们八月十九日一大早从甘泉出发，这是全部行程的最后一站路，大家劲头都很足，有人甚至吹牛说，再用不了四个钟头，他就可以走完到延安的最后六七十里路。姚大队长告诉大家按正常中速行进，每小时可走十二里；四小时走完六七十里路，除非小跑前进才行，何况也不必这么着急，下午肯定可以到达延安。大家说着，笑着，不觉就加快了脚步。下午三点多就到了三十里铺，站在小山坡上可以看到延安宝塔山的塔尖了。同学们都忘了疲累，拥挤在小山坡上又唱又跳又喊，欢呼行军的胜利。同学们的情绪非常高涨，休息不到半个钟头，就急急向前走去。到太阳的斜辉还映照着宝塔山顶时，我们就到了延安城。稍事休息之后，重新整队进城，并被安排在延安城内一片土墙灰瓦的平房子里。几个军人装束的同志马上过来接待我们，先吃了一顿喷香的小米饭，并告诉我们这里是抗大总校招待所，就是你们的家，好好休息，明天到城里参观。我和二嫂、章岩三人一同住进一所平房，打开被子，就躺在铺着麦草和睡满新老同学的地铺上，没顾上说话就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已经老高，屋里屋外人声嘈杂，觉得应该起床了，可眼睛总是睁不开，脑子又觉得是在做梦，要不别人怎么不叫我们起来呀！想着想着又睡着了。后来还是章岩先醒来，把我们叫醒，说早饭已经开过了。我们赶紧起来，草草地吃了点早饭，换了身干净衣服，按照招待所指导员（老红军）的指点，出了招待所往东出城门，到延河边去洗衣服。我们三人高兴地在河里洗了衣服，洗了头，洗了脚，才轻松地走回招待所。

在城里住了几天，参观了延安的街道，第一次在凤凰山下参观了土窑洞和石窑洞。据说这些石窑洞是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住的。还逛了延安的新华书店。延安的赎都爱学习，爱看书，书店里人很多，不少人都买了几本新书才离开。我沿着书架转了一圈，初中高中的数理化课本都没有，又后悔不该把那小皮箱的课本留在西安。

招待所的客人流动性很大，有的住一天，有的住三五天；人员的身份也不同，有穿军服戴八路军臂章的，多半是去前方的；大部分是刚从内地来的学生，几乎挤满了招待所的所有房间。住了两天之后，才看清招待所一大片平房，房子很多，中间院子不大，是同学们休息、聊天、吃饭的地方。每天晚饭后这里特别热闹，尤其是个别身着奇装异服、南腔北调的学生，旁若无人地大侃特侃，有时震耳的笑声，常常引起大家的围观。也有些内地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聚在一起，演唱当时的流行抗战歌曲和京剧唱段，也容易引发同学们的兴趣。

在这个大家庭里，愉快地过了几天。这时，抗大校部发来了一张表，我如实填写了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党派和参加革命时间。关于参加革命时间，我不假思索就填了“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我以为这一天我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延安的第一天，是偿了我长久的夙愿的一天，自然就是我参加革命的一天。当我写这个数字时，感到非常幸福，非常自豪，从这天起，我就是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在北京，遇到一块学习过的同志才告诉我，按照中央有关规定，我们应从参加范文澜主持的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的时间计算工龄。自治区党委按照我的申请，经过有关同志证明，于一九八○年正式批复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住招待所的同学一批批地走了，我们也接到通知，到东门外抗大八大队（女生队）五队学习。我从此开始了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和广大革命青年一样，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受到各级领导和老师的厚爱。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八年，得到了锻炼、提高，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革命、如何为崇高的理想坚贞不渝、如何为解放全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奋斗终生。翌年三月，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哺育我成长的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延安就我的家！

一九九八年四月完稿于乌鲁木齐

（本文节选自穆廉同志的回忆录《往事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