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就是我的家
我们八月十九日一大早从甘泉出发,这是全部行程的最后一站路,大家劲头都很足,有人甚至吹牛说,再用不了四个钟头,他就可以走完到延安的最后六七十里路。姚大队长告诉大家按正常中速行进,每小时可走十二里;四小时走完六七十里路,除非小跑前进才行,何况也不必这么着急,下午肯定可以到达延安。大家说着,笑着,不觉就加快了脚步。下午三点多就到了三十里铺,站在小山坡上可以看到延安宝塔山的塔尖了。同学们都忘了疲累,拥挤在小山坡上又唱又跳又喊,欢呼行军的胜利。同学们的情绪非常高涨,休息不到半个钟头,就急急向前走去。到太阳的斜辉还映照着宝塔山顶时,我们就到了延安城。稍事休息之后,重新整队进城,并被安排在延安城内一片土墙灰瓦的平房子里。几个军人装束的同志马上过来接待我们,先吃了一顿喷香的小米饭,并告诉我们这里是抗大总校招待所,就是你们的家,好好休息,明天到城里参观。我和二嫂、章岩三人一同住进一所平房,打开被子,就躺在铺着麦草和睡满新老同学的地铺上,没顾上说话就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已经老高,屋里屋外人声嘈杂,觉得应该起床了,可眼睛总是睁不开,脑子又觉得是在做梦,要不别人怎么不叫我们起来呀!想着想着又睡着了。后来还是章岩先醒来,把我们叫醒,说早饭已经开过了。我们赶紧起来,草草地吃了点早饭,换了身干净衣服,按照招待所指导员(老红军)的指点,出了招待所往东出城门,到延河边去洗衣服。我们三人高兴地在河里洗了衣服,洗了头,洗了脚,才轻松地走回招待所。
在城里住了几天,参观了延安的街道,第一次在凤凰山下参观了土窑洞和石窑洞。据说这些石窑洞是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住的。还逛了延安的新华书店。延安的赎都爱学习,爱看书,书店里人很多,不少人都买了几本新书才离开。我沿着书架转了一圈,初中高中的数理化课本都没有,又后悔不该把那小皮箱的课本留在西安。
招待所的客人流动性很大,有的住一天,有的住三五天;人员的身份也不同,有穿军服戴八路军臂章的,多半是去前方的;大部分是刚从内地来的学生,几乎挤满了招待所的所有房间。住了两天之后,才看清招待所一大片平房,房子很多,中间院子不大,是同学们休息、聊天、吃饭的地方。每天晚饭后这里特别热闹,尤其是个别身着奇装异服、南腔北调的学生,旁若无人地大侃特侃,有时震耳的笑声,常常引起大家的围观。也有些内地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聚在一起,演唱当时的流行抗战歌曲和京剧唱段,也容易引发同学们的兴趣。
在这个大家庭里,愉快地过了几天。这时,抗大校部发来了一张表,我如实填写了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党派和参加革命时间。关于参加革命时间,我不假思索就填了“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我以为这一天我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延安的第一天,是偿了我长久的夙愿的一天,自然就是我参加革命的一天。当我写这个数字时,感到非常幸福,非常自豪,从这天起,我就是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在北京,遇到一块学习过的同志才告诉我,按照中央有关规定,我们应从参加范文澜主持的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的时间计算工龄。自治区党委按照我的申请,经过有关同志证明,于一九八○年正式批复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住招待所的同学一批批地走了,我们也接到通知,到东门外抗大八大队(女生队)五队学习。我从此开始了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和广大革命青年一样,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受到各级领导和老师的厚爱。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八年,得到了锻炼、提高,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革命、如何为崇高的理想坚贞不渝、如何为解放全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奋斗终生。翌年三月,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哺育我成长的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延安就我的家!
一九九八年四月完稿于乌鲁木齐
(本文节选自穆廉同志的回忆录《往事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