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廉
作者简介：穆廉，河南确山县人，生于1922年2月5日。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在范文澜主办的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学习。1938年9月赴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西北五省联防司令部政治处、延安和平医院、贺龙子弟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纵队教导团、二军文工团二队、南疆军区政治部直工科任职。解放后，历任新疆喀什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区级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区气象局处长、副局长、党组成员，1986年离休。
隐 姓 埋 名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部队抗日战场，从五月三十日徐州失守以后，更加被动了，日寇从南北分二路围攻武汉。国民党部队虽然在武汉外围打了几仗，仍然没有能够制止日军的进攻。七月以来，日机对平汉路沿线各地狂轰滥炸，家乡确山县也难以幸免。我白天陪着母亲躲在防空洞里，晚上就抓紧时间整理行装包括书籍，准备去陕北延安。
我几经考虑，决定衣服少带，把中学学习的数理化课本和学习作业满满装了一小皮箱。二哥说不用带那些书，我不听。那时脑子简单，觉得考抗日军政大学，需要参考书。另外要解决的就是改名字的事。听说去延安的学生，有人写信回家，被反动当局查出来，家人都受了牵累，有的还坐了牢。二哥说最好连姓也改了才好。我苦思了几天，觉得改名好办，改姓就不太容易。有一天忽然想起宋朝杨家将杨延辉（杨四郎）改名换姓的故事。为了掩人耳目，他把杨字拆成木易，一直无人知晓。我决定改姓木，又按谐音改成穆。关于名字。又考虑应秉承古训，取“清正廉明”“廉以奉公”的“廉”字，合起来就是穆廉，意即肃穆廉洁之意。二哥一听，连连说好。从此就用了这个名字，并且填写在第一张去延安的表上。
自从母亲同意我离家去延安之后，我却又留恋起来，不想很快离开双亲，决定中秋节前后再走。但是敌机轰炸日甚，父母准备暂时迁到乡下去躲避，我们不得不提前于七月三十日告别双亲，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可爱的家乡—— 确山县。临行前，母亲流着泪交给我二十块大洋，让我路上花用。我的眼睛也湿了，双手接了钱，痛楚地没有说话，把弟弟背到大门口放下来，算是和他告别，然后依依不舍地向车站走去。
由于敌机轰炸，平汉线的火车已经好久不通车了。我们到车站跑了几趟，也没坐上车，只好步行一百多里，第二天才到遂平和章岩会合，并见到了团长林亮老师。这时，剧团正处在紧张的时刻，一方面要同当地反动派欺骗、煽动群众赶走剧团的行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以相当的力量组织嵖岈山区群众的武装斗争。我们走的时候，大部分同志都不在，只和林亮团长说了我们去延安的事。他见我们决意要走，也就表示支持。从此，我就离开家，离开光明话剧团，奔向革命圣地—— 延安。
到西安办事处
听二哥说，西安办事处是内地学生去延安的门户，要到那里办好去延安的手续，就有人带着去延安的。所以离家之后，我们先设法去西安。
到遂平的第二天早上，敌机在县城轰炸一通之后，我们赶快去车站，正好遇上了一趟滞停了三天的客车，趁着混乱之际，没买车票就爬上了这趟车。大概等到下午一点多，车开动了，只是哐哐当当走得很慢，不久又遇到敌机轰炸，人们赶快跳下车，跑到农田里躲避。我趴在一片豆子地里，仰脸看见从飞机上洒落一股白雾，有人就喊：“放毒气了，快用手帕包上泥土捂在嘴上……”“快，放毒气了……”我们几个人也赶快掏出手帕，包一把泥土捂在嘴上。真是惊心动魄！
敌机向南飞走了。我们回到车上，又等了很久，才又慢腾腾地向北开去。半夜到达郑州，又说车不走了，我们只好坐在车上等天亮。第二天上午下车吃早饭时，听说从开封过来的一列客车去西安，我们又慌慌忙忙爬上去，等待开车。真幸运，这列车车况稍好，在车站停了十几分钟就开了。如果正点行驶，速度正常，我们计算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到西安了。谁知道火车开到灵宝以东，又停下来不走了。据说是日本鬼子经常从黄河对岸的风陵渡向这边打炮，轰击火车，要等到半夜以后才能闯过潼关。大概夜晚十二点以后，火车才喘着粗气，不开灯，不鸣笛，慢慢地悄悄地向前开去。整天不照面的列车员，这时才来告诫我们，再有半个钟头就要过潼关了，不要乱动乱说话。我们几个都睁大眼睛，唯唯称是。事后想想，真可笑，好像在这漆黑的车箱里说话走动，对岸的日本人就能听见看见似的。
不过，我们几个人精神还是十分紧张。当火车减速、缓缓向西爬行时，我们都身不由己地钻到座椅下面躺着，天快亮时，火车又喘着大气飞奔起来，我们才从座椅下钻出来。不到吃早饭的时候，车就到了古城西安车站。
从郑州到西安这趟车，旅客不多，除少数工人、农民模样的人以外，也有几个着西装革履的像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也有穿长大褂戴博士帽的大学生似的人物，只有我们四人是中学生打扮，一身短制服，也很惹人注意。记得有一位穿军便衣、手提油印机的人老是靠近我们，不断搭讪着和我们说话。问我们的籍贯、姓名、年龄、家庭状况、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去……等等，真有点烦人。我们也很警觉，又不敢得罪他，只好见机行事，随意编造一些不会影响我们安全的话搪塞他。当告诉他，我们是到西安上学时（当时开封的大中院校都搬到河南嵩山、南阳和陕西西安继续办学），这位先生就直言不讳地向我们推荐起国民党办的西安青年干部训练团（武汉青年干训团的分校，是三青团的前身），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这个学校半年毕业后，可以到部队工作，也可以到机关和学校工作。我们心中有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就不说话了。到了西安下车之后，乘人多杂乱，我们各乘一辆人力车，匆忙赶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为了怕那位先生跟上，一路还催促车夫快跑。
办事处的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吃了一顿饭之后，就找地方休息。当时来办事处的内地学生很多，没地方住，就和许多学生一样被安排到附近的公园露宿。离家后经过几天的颠簸和担惊受怕，到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新家，我们都放下心，晚上躺在空气清新的公园草地上，迎着凉爽的夜风，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吃过饭，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们，最近几天没有汽车，可以多休息几天，并说为了路上方便，带的东西再精简些。我把在学校穿的棉袍、棉衣清理出来，又把两床被子给了章岩一床，只剩两件花衬衣、一套外衣、一条被单和一床被子，还有那心爱的小皮箱里装的一箱课本。可办事处的周同志却一再动员我把皮箱和课本留下，我坚决不同意，说那是我考抗大要用的书。他笑了笑说，要不先留在这里，以后有汽车去时我一定负责给你带去，我才勉强同意了。